这是163年前的文字。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,包括英国在内,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,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。陆地上,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。中国的GDP,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,都是世界第一。总之,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,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。但是这段对“封建社会主义”的描述。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。
1848年的时候,第一次工业革丵命刚刚结束,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,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。别看农业社会的GDP还很高,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、增长迅速,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、土地和财富。1840年,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,清朝政府投降。1855年,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,俄国认栽,割地赔款。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,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,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,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。
从长期来看,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,但是从短期来看,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,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。要是工人想不干——随便,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,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,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,镇丵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。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,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,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。1863年林肯征兵,让富人掏钱免役,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,导致贫民暴丵动占领纽约,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,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丵动。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,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丵察的枪炮,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。
当然了,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,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。从这个角度说,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。但是,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,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,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。
在19世纪的时候,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,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。贵族、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,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,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,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。比如说,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,也会赈济饥民、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、设置义冢等等。类似的,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,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、放牧。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、家族文化,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,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。
这样的农民,等到资本家圈了地,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,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,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,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,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。比如说,一个青年农民,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,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,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,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。到了城市里,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,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。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,老了就听天由命。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:
“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:年轻力壮,腿脚灵利的,讲究赁漂亮的车,拉“整天儿”,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;拉出车来,在固定的“车口”或宅门一放,专等坐快车的主儿;弄好了,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;碰巧了,也许白耗一天,连“车份儿”也没着落,但也不在乎。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:或是拉包车;或是自己买上辆车,有了自己的车,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,反正车是自己的。
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,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,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,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;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,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。这派的车夫,也许拉“整天”,也许拉“半天”。在后者的情形下,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,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“拉晚儿”。夜间,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;钱自然也多挣一些。年纪在四十以上,二十以下的,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。他们的车破,又不敢“拉晚儿”,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,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,拉出“车份儿”和自己的嚼谷。他们的车破,跑得慢,所以得多走路,少要钱。到瓜市,果市,菜市,去拉货物,都是他们;钱少,可是无须快跑呢。
在这里,二十岁以下的——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——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,因为在幼年受了伤,很难健壮起来。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,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。那四十以上的人,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,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,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。他们的拉车姿式,讲价时的随机应变,走路的抄近绕远,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,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。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,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。不过,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,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。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,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,才抄起车把来的。被撤差的**或校役,把本钱吃光的小贩,或是失业的工匠,到了卖无可卖,当无可当的时候,咬着牙,含着泪,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。这些人,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,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。没有力气,没有经验,没有朋友,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。他们拉最破的车,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;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,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。”
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。在官僚集团看来,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,都是自己的。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,赌博赌来的,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。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,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。但客观来说,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。共产主义?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。议会民丵主?这个转弯有点大,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。所以,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,民族主义不问政体,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。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,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,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,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丵府。支持政丵府的每一个举措——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丵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。于是,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。
当然了,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,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。而在90年代对嗡嗡嗡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,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嗡嗡嗡的色彩。嗡嗡嗡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,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,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。现在这个嗡嗡嗡预言中的官僚集团(或者说它的后代)要收编这个带着嗡嗡嗡色彩的集团,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当然,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。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,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。历史没有编剧,反而无所顾忌,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。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嗡嗡嗡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,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,最时髦的政治标签,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。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。
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丵动,这是正剧。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,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可笑,但不乏严肃和真诚。1966年,高干子弟以革丵命的名义捍卫特权,提出《血统论》,这是闹剧。缺乏真诚和严肃,唯有狂热的仪式、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。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,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,《血统论》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。今天的“左翼”在做什么呢?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,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,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,以革丵命的名义为红丵色贵族欢呼。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,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。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,一定要找的话,只有今天CCTV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:CCTV的古装剧里,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,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;CCTV的感情剧里,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,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,临死还要说活的值;CCTV的现代剧里,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,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。CCTV的史诗剧里,革丵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,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,意气昂扬地演讲,然后革丵命就胜利了。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,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。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,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,廉价到不像人的血,倒像狗血。在刚刚过去的10年,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,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,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。唯有到CCTV和狗血剧为伍,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。